方俊院士是我读东南大学时的恩师。我于1955年毕业于东南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东北，负责主管东北三省的冶金测绘工程，奋战三年后调到重庆大学任教，后来担任测量学教授。
重庆大学与南京中央大学渊源深厚，在国难当头的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大学在松林坡上划出一方宝地供南京搬迁到重庆的国立中央建校使用。此后，在抗战八年的艰苦岁月里，国立中央大学在大西南的重庆及成都的祖国大地上弦歌不辍，再创辉煌。
在抗日战争爆发前，方俊院士在南京的国立中央大学任教。“七·七”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1937年8月15日，日寇飞机向南京的中央大学校园四牌楼校本部图书馆、附属实验学校扫射，图书馆、附属实验学校大门中弹。
1937年8月19日下午六时许，日寇轰炸中央大学，校园围墙内落下250公斤炸弹七枚，大礼堂讲台、图书馆、普通化学实验室被炸起火，女生宿舍等7-8处校舍房屋被炸毁，牙医专科学校的房子被炸平，损毁校舍七八处,死难校工7人。罗家伦校长等人拾到的弹片中有一块很完整，上面有楷书“二五0千瓦陆用炸弹”字样，罗家伦将弹片留作为传校之宝。校长办公室被炸后，罗家伦校长在校门内的法桐树下办公。1937年8月25日下午四时，四牌楼校本部文学院被炸。
1937年8月26日晚，附属实验学校被炸，校舍被毁严重。
在南京的中央大学被四次轰炸中的极度危险的情况下，方俊院士仍然坚守岗位给学生上课。
校长罗家伦深刻认识到日寇灭我中华的狼子野心，为了给国家培养抗战及建国的高等人才的国立中央大学不被日寇摧毁，毅然决定迁校重庆、成都。经过千辛万难完成了迁校使命，在1 9 3 9年11月初，中央大学在重庆复校上课。
在重庆，日寇没有停止对中国教育机构的轰炸，1939年5月3日、4日，日寇飞机对重庆大轰炸，1940年，日寇对重庆大轰炸，5 月27日，北碚第一次被轰炸，复旦大学教务长孙寒冰遇难。6月24日北碚遭到第二次轰炸，中央工业试验所中燃烧弹，新盖的实验所被烧毁，清华大学部分藏书被烧毁。7月31日，北碚第三次被炸，教育部教科书编辑委员会工作人员死伤严重，情形悲惨。8月19日、20日，日寇飞机对重庆的狂轰滥炸，火光冲天，云霞变色，重庆大火，死难同胞无数。10月10日是国民政府国庆“双十节”，日寇飞机第四次轰炸北碚，大明工厂被炸。轰炸对教职工的伤害非常之大，艺术系顾了然助教患病死亡，吴作人教授的妻子李娜生产母子双亡，顾毓秀教授的小女儿在大轰炸期间病逝。1940年6月27 日，29日，7月4日，重庆沙坪坝松林坡遭日寇飞机轰炸，炸毁校舍三十几所。1941年2月，日寇飞机轰炸重庆，松林坡中央大学校舍中弹三十余枚，损失惨重。重庆的国立中央大遭日寇飞机轰炸直接轰炸四次。
在日寇的炸弹下，方俊院士与中央大学师生们没有退缩，同仇敌忾，教师坚持认真教学，学生顽强学习，彰显了中国知识分子不屈不挠敢于担当的爱国主义精神。在我当方俊院士的学生时，他依然对我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上课时他告诉我们罗家伦校长说的话：我们抗日不只是我国的兵找敌人的兵来抗，而且，要我们的农找着敌人的农来抗，工找着敌人的工来抗，商找着敌人的商来抗，学校找着敌人的学校来抗。所以中央大学抗日的对象，就是敌人的东京帝国大学。我们现在不应该问我们忠勇的将士，抵抗得过敌人残暴的军队与否，现在应该问我们的科学与一般学术，抵抗得过敌人的科学和一般学术与否。我们希望我们以科学与一般学术，压倒敌人。就是我们的空军强大到轰炸东京的时候，我也不希望他轰炸帝国大学，像他们对付我们一样。
方俊院士又告诉我们：1938年5月19日，中国空军第一次越过海洋，飞到日本上空，中国空军没有投炸弹，而是在日本上空撒抗战传单、抗战标语和漫画，进行心理战宣传。中央大学艺术系 1944届毕业生宗其香于1945年应聘美军心理作战部专职画家，徐悲鸿先生为其壮行，学院为其保留职位。其时师生生活非常艰难。1941年罗家伦校长说:我们在重庆四年了。这四年的日子是不好过的。我们的学校穷，同仁也穷，但是国家在抗战的时候，谁说穷是不应该的？我们只能以大义相劝勉，以感情相维系。四年以内，我们不知道历尽了几多困难，我们只有一点可以告慰于国人的，就是在这四年之中，中央大学没有停顿，而且照常进行，还有一点小小的发展。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央大所糟受的苦难，方院士都糟受过。在战火粉飞的年代里，重庆的国立中央大学不仅直接被日寇轰炸四次，日寇对重庆大轰炸历时四年十个月，警报一晌师生们就进防空洞，警报解除后又进教室上课。方俊院士在这样的环境下不仅坚持上课，认真教书、造就人才，而且进行科学研究，学术探讨，著书立说。取得了大量的科研成果。在当时，他已经成为有名的测绘学的学术权威，独占鳌头，他对测绘科技的创新精神还传递给了他的弟子。当时的国立中央大学是全国最大的高等学府，其威望在全国名到第一。后来由中央大学毕业的学生中，产生一大批院士。有如此巨大的成就，方俊院士等一批老专家功不可没。
1953年我就读于东南大学土木系工程测量专业时，方俊院士给我们讲授一门比较难学的课程“制图学”。方院土除去给我们讲在抗日战争时的中央大学的抗日精神外，经常给我们讲：要认真学习，刻苦钻研，顽强拼搏，学好本领，建设国家。在方院士的教育鼓励下，
我每天清晨3000米长跑，课后提前去图书馆争得一个座位，去晚了就没有座位了。每周看一场电影，在大礼堂放电影是无人售票的，每个学生自觉地投放5分钱，人人都自觉，没有人不投钱的。除去看一场电影以外，其余的时间都在学习。
大学毕业了，我们的行动指南是：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哪里最需要就到哪里，哪里最艰苦就到哪里。毕业分配名单一宣布，第二天带着行李，怀着建设祖国的激情，奔赴工作岗位。
国家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就是重点建设东北。我就被分配到东北。很多人告诉我，东北很冷，耳朵、鼻子都会掉下来。为了建设国家，不怕任何艰难困苦，掉耳朵、鼻子又算什么？！
我跑遍了东北三省的所有矿山，当地的老百姓对我说，小日本用小平板测绘地形快得很，采矿也很快。我听后，对日本的仇恨立刻涌上心来。又联想到方院士对我们讲的南京大屠杀，重庆大轰炸，对我中大的大轰炸和他上课时对我们谆谆教诲，又直接听到日本人曾拼命掠夺我们的矿藏的强盗行径。我回想起方俊教授的教导，我抗战就应该找日本的测绘来抗，我们抗战胜利了开始建设祖国，对手就是小日本的测绘，我必须比拼赢小日本的测绘，要比他测得更快更准，为祖国的建设，尽快地开采更多的矿藏。我怀着这样昂扬的斗志，火热的心，意气风发，干劲冲天，义无反顾地投身到艰苦的测绘工作中。
在东北，鸭绿江、长白山我都去过。长白山的温度在零下四十度，路面都是冰冻的，高差300多米，在轮胎上绑上铁链条才能勉强开动，随时都有掉下悬崖的危险。
我们做三等水准测量，国家定额是每天十公里。每天清晨四点钟就开始工作，因为东北天亮得比较早。观测员、记录员、持尺员动作极快，测一个站完成后都是跑步前行，到了12点即停止观测，在野外吃饭后即开始检查手簿，下午3点开好观测，6点钟停止观测，晚饭后继续检查手簿，因为白天观测的数据只能用算盘检验计算，我还得认真打算盘，直到夜晚12点后才睡觉，一天工作20个小时。一个炊事员，一个毛骡，毛骡驼着锅镖碗筷和行军床，一天搬三次家，称为流动之家。吃的是窝窝头高粮粑。这对南方人是极不习惯的。但是，我们内心是极度愉快的，我们终于有了一技之长，我们这样测绘速度可以说完全比拼赢了小日本，我们能为祖国的建设贡献一份力量感到无上荣光。
我在东北奋战三年后被调到重庆大学任教。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测绘学会在成都招开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我为大会秘书组成员。在这个会议上，有幸碰到了方院土，当时他已经八十多岁了，身体非常健康。师生重逢，高兴至极，交谈甚欢。
在我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央大学在炸弹下前行，硕果累累为祖国培养了一大批高级人材，中央大学毕业的学生中，产生了100多名院士，很多院士在国际上都有很高的声望。这是中央大学全体师生共同努力的结果，其中也有方俊院士的功劳。在战火粉飞的岁月里，方院士顽强拼博，攻克一个接着一个的科举难题，取得了一个接一个科学成就，不畏艰难险阻，攀登科学高峰，为祖国的测绘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当他在科学院工作时，他仍然重视人材的培养，把他的科研成果，传递给他的弟子。方院士积极参加学术交流活动，把他的科学成就毫不保留地传授给广大的测绘工作者。方俊院士始终对学术研究保持高昂的斗志，坚忍不拔的拼搏精神，勇于碰到攀登科学高峰，他奋斗了一辈子，奉献了一辈子。
方俊院士一生充满爱国主义情怀，用他的行动谱写出一篇动人的爱国主义篇章。方俊院士一 生高风亮节，对国家和民族作出了卓越贡献，也为世界测绘科技的进步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方俊院士将他的一生的全部精力和心血贡献给测绘科技和教育事业。像我一样的无数个他的学生和弟子，在他言传身教的影响下，沿着他的足迹在测绘科技发展的道路上不断地拼搏进取，在教育战线上教书育人，造就人才，为祖国的繁荣昌盛，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他的科学精神和崇高品德光照千秋，永远为后人所敬仰。九十多岁高龄的方俊院士仍然坚持学术研究，他是我学习的榜样，他的谆谆教诲我至今记忆犹新。我现在已经八十多岁了，仍在进行教学与科研的工作，全年工作365天，每天工作12个小时，总想一生所积累的知识，为国家的测绘事业的发展尽一份力量。方俊院士的精神品格潜移默化使我终生受益，回想起来我取得的一点点成就都是方俊恩师教诲的结果，我也将在方俊恩师那里所学到的一切，一点一点，一代一代地传承给了我的学生。我十分庆幸在大学青年时代就成为方俊院士的学生，亲自聆听到方俊恩师的谆谆教诲，方俊恩师的精神永远激励我们前进。
文：王熔
